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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在历史上曾是中国的首都。马可·波罗甚至赞誉杭州是“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”。如今，这里是对中国来说面积不算大的浙江省的省会。这个城市居住着近万人。这里有众多全球知名的商业中心，其中一个中心举办了G峰会；这里有奋力追赶苹果和微软的阿里巴巴集团等数百家大公司的总部。这里有地铁、现代化的国际机场和高铁站。也就是说，论及商业规模和人口密度，杭州完全可以与莫斯科相提并论。

犹记得那段时光：中国城市街道在高峰期变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自行车赛道，车流早上涌向单位，晚上则返回家里。可惜，那时候谢尔盖·索比亚宁还不是莫斯科市长，不然他肯定会到这里欢欢喜喜地借鉴经验。上述景象如今已不复存在。年来，中国人纷纷从骑自行车转向开汽车和骑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。私家车里的电动汽车也越来越多。

“在别人眼中，我的女儿乖巧可爱，几乎不会出现所谓的‘熊孩子’行为，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们为之付出的努力。”顾晓曼告诉记者，她第一次接触儿童心理是因为一岁半的女儿在早教中心的“不合群”行为。

顾晓曼首先想到的是求助周围的妈妈。当时，她的手机里至少有十个妈妈群，但得到的答复都是――孩子大点就好了。

经过专业心理老师的指导，顾晓曼感觉和女儿的亲子关系越来越和谐稳定，“在每个年龄段或者说心理发展阶段，我遇到不解的问题都会咨询心理咨询师，这样的结果是女儿现在的安全感很好，情绪调节能力以及逻辑思维能力都发展得不错”。

“由于家长误以为孩子是小题大做，并对心理问题讳疾忌医，目前的确存在延误治疗的问题。”北京回龙观医院儿童青少年病房心理治疗师李玖菊对记者说，临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，“我现在正在处理的也有这样的案例。孩子非要来做心理治疗，但是家长觉得孩子是装的。可是，孩子已经开始有自伤的行为。当觉得在家里非常压抑、与父母无法沟通时，孩子就会拿刀片划伤自己，但父母会觉得孩子比较矫情”。

“经过沟通，我们了解到，这个孩子虽然还能够上学，但心里已经非常焦虑。这个孩子强烈要求接受心理治疗，但父母不同意，孩子就偷偷地来。我们建议药物治疗，因为孩子已经有了自杀倾向，但家长对用药很排斥，他们觉得用药就是精神病了。家长并不愿意接纳孩子的心理问题，因为现在很多心理问题还是在精神科就诊。”李玖菊说。

“除了现在报道的比较多的儿童自闭症，还有儿童抑郁症、多动症、分离焦虑等。我们现在普遍感觉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率比以前有所提高，重性的心理疾病、精神问题多发了。”刘华清说，过去，孩子们大多数的活动都在户外，在大自然里游戏、玩耍，和人的接触是面对面的。在互联网时代，大多数孩子都是待在家里玩手机、上网，缺少了和外界、大自然的真实接触，也缺少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。

“但带着孩子来我们医院就医的家长总是说‘你教教孩子，开导一下孩子’。”李玖菊说，其一，很多家长不认为孩子的心理问题是疾病，没有意识到需要治疗；其二，如果就医的话就需要看精神科、心理科，家长的惯性思维是精神科、心理科就是精神病院，“像我们治疗的青少年，很多家长能走医保但都不走医保，因为要保密。住院的费用其实不便宜，有时候多的话甚至万元，但即便如此，一些家长也选择自费，他们害怕别人知道。因为社会上有观念认为精神科就是疯人院，这对孩子和家长产生一定影响。当然，相比较以前，现在情况要好很多了”。

刘俊娉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案例，孩子在八岁的时候被诊断为感觉统合失调和注意力缺陷，医生建议吃药和教育行为训练，但家长不认同以及担心药物副作用而选择放弃，而用跑步、游泳之类的体育锻炼来替代，从而错过了治疗良机。孩子长大到十几岁了，身体动作不协调，注意力缺陷依然存在，这直接影响了孩子的发展，家长追悔莫及。“感统训练是一个非常专业系统的体系，并不是家长带着孩子体育锻炼就可以达到治疗目的。假设这个妈妈对感统失调和注意力缺陷障碍有充分了解，能够接受和配合医生的治疗，这个孩子就能够得到更好的训练和治疗，他整个人的发展也许就会不一样了”。